对老年患者使用助听器效果的验证和评估目前是一个在学界和临床上受到关注的一个领域。根据研究，老年人助听器使用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助听器的负面影响，包括缺乏对助听器效果的认可。笔者查阅了在这方面的资料和文献，发现国外已有大量的研究，其中许多课题在临床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如对助听器使用满意度的研究、如何让老年患者评估助听器的音质等。这里，笔者仅做简单的介绍，如有兴趣，请参看其它相关文献。
　　首先，让我们看看对助听器满意度的评估。这里，应该区别评估助听器时使用的两个重要方法：助听器受益度（benefits）和助听器使用满意度（satisfaction）。受益度是指以改善听障患者日常交流能力为评估目标的问卷方法，指戴上助听器后对其残疾程度的改良或其受益程度以比较的方式进行评估。但它不能因患者受益而得出对助听器感觉满意的结论，受益和满意之间没有完全的等号，不能互换。对助听器受益度评估时，以不戴助听器时的听力受损残疾度为基线，如果助听器有效果，戴上助听器后患者的听损残疾度将得到有意义的减轻。Gatehouse在1994年提出了“格拉斯哥助听器效益评估表”(GHABP)；Cox 1991年设计“助听器受益评估表”(PHAB)，她还在2000年设计了“助听器效益评估国际评分表”(IOI-HA)。这是专门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人种设计的评估工具；同时，还有Dillon等在1997年和1999年分别制定的“患者需求助听器受益评估表”（COSI）；Purdy等在1998年设计的“助听器效果简易评估表”(APHAB)等。
　　满意度是描述患者是否对使用助听器及其验配过程总体结果的主观评估，其中包括患者对助听器验配和使用涉及的过程、服务结果和整体结构是否合理的认可和接受。在听力康复中明确满意度定义，事实量化工作非常重要，因为通过评估不仅能揭示老年患者个体对干预手段的理解和接受，同时也是对患者和助听器验配专家之间互动过程进行评价，发现哪些环节需要改进和提高，使之继续发展和延伸。
　　对助听器使用满意度的评估可能是助听器评估各个项目中最具有说服力之一，其结果与助听器收益度有一定因果关系，但又不完全取决于助听器本身的效益，还有其它像患者的心理、社会、生活等因素均在起作用。而患者对听力康复和助听器的认知、接受程度，在整个过程中的个人感受及所受的待遇和助听器佩戴后对其个人及家庭产生的影响和变化都可能影响使用者的满意程度。因此，它是对助听器包罗万象的总体主观评估。常用的评估方法有Cox在1999年设计的“助听器每日生活使用满意度调查表”(SADL)；Dillon在1999年设计的“助听器患者使用问卷表”(HAUQ)；Kochkin在1992年推出的“助听器满意市场调查表”(HASS) 等。
　　这里，需要提到2005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卫生和康复科学学院老年交流残疾研究所的学者Uariate等人题为《使用SADAL量化方法评估助听器满意度：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结果》的试验。该研究使用由美国听力学家Cox 和Alexander于1999年制定的“助听器每日生活使用满意度调查表”，即SADL，对澳大利亚1014随访者使用助听器后的效果进行测试和评估，受试者平均年龄75.3岁，54.4%男性，54.8%双耳佩戴助听器。“助听器每日生活使用满意度调查表”由15个问题组成，分别反映助听器使用各个环节患者对佩带助听器的感受和评价。澳大利亚的研究结果表明听力损失程度和满意度没有直接关系，性别和满意度也没有直接的联系，而老年个体患者因没带助听器感受的的听觉困难，则和使用助听器后的满意度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尤其助听器试戴初期，如果患者感觉的听障难度越大，以后使用助听器的满意度会越高。这个结论在其他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显然，这对于咨询和帮助老年人进行听力康复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助听器的式样和总体满意度也有关联。该试验发现使用ITC助听器的患者在“个人形象”这一测试项目中的满意度最高。而在“助听器的正面效果”项目里，BTE和ITE的满意度最高。
　　许多研究发现使用助听器改善残疾度，减轻因听力受损导致的残疾程度并不能使患者对助听器感到完全满意，因为使用者不仅仅需要改善可听度，还非常重视助听器良好的声音质量、可靠度、不同环境里的有用性、售后服务、佩带舒适度等。通过该试验，这个观点得到进一步证实，说明我们必须关注影响老年患者佩带助听器的各种重要因素。因此，“助听器每日生活使用满意度调查表”具有很大的临床价值。